还原刑诉法修订过程:立法者和执法者较量十年

今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(下称“刑诉法”)迎来它制定以来的第二次修正。修正案草案共110条，对刑诉法半数以上的条文进行了修改，是实实在在的一次“大修”。自2003年全国人大第二次启动修改计划，距今已整整十年，十年之辩，十年之争，甚或搁置，修法之难可想而知。

　　刑诉法素有“小宪法”之称，它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、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息息相关，是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关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。“保障人权”被写入刑诉法，“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”成为此次大修的精神主旨。

　　自1979年制定以来，我国的刑诉法只在1996年做过一次修改。而在首次修改的七八年后，民间就一直呼吁再次修改刑诉法。因为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的法治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，刑诉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呼声更加强烈。杜培武案、佘祥林案、赵作海案、躲猫猫案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一系列案件，不仅凸显司法理念的滞后，更反映出法律制度上的缺陷。

　　但刑诉法的重要性要求的“长期论证”和“小宪法”大修的紧迫性却很难兼顾。在保障人权、刑讯逼供、公民沉默权、管辖范围等诸多方面，立法部门、学者、律师、实务部门(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机关)争执不休。修法难——它不仅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权衡，也是权力与权力的博弈。

　　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十年较量

　　这次“意义重大”的修法，经历的时间是漫长的。从2003年被纳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规划以来，刑诉法的第二次修改经历了整整10年。这是一次颇具代表性的“开门立法”的实践。立法部门不下十次召开研讨会，广泛征求学者、律师、实务部门(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机关)的意见，并最终采纳了一部分意见。

　　这一次，由民间提交的修法建议稿一共四本，其中三本由学者完成，一本由律师完成。这也是我国律师首度以这种方式参与修法活动。

　　在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采访过程中，四位学者代表和律师代表还原了历次修法讨论的过程。这当中，有面红耳赤的争吵，有消极的回避，有高层的调停，还有权衡利弊的妥协。

　　“分歧点很多。但分歧是很正常的，各个部门的需求、利益差别很大，任何一个国家立法都会存在这个问题。毕竟各方面的利益、关切都提出来了，争论、吵架本身就是好事。”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、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文昌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说。

　　各方都谈不拢，怎么改？

　　今年8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、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主任陈光中对这段历史颇为熟悉。陈光中被称作“新中国刑诉法奠基人之一”，1996年刑诉法修正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(下称“全国人大法工委”)便是委托他来组织小组设计建议稿。

　　“2003年，十届全国人大将刑诉法修正纳入立法规划后，我记得召开了两三次座谈会。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分管刑法的副主任是安建，郎胜(现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)当时是刑法室主任。学者和立法部门的意见相近，但和实务部门、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分歧很大。”陈光中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回忆说，学者的着重点在于程序正义、保障人权。立法部门也希望改革力度能大一些，要修法，不能没有进步。但实务部门比较注重破案，注重证据的收集，涉及到他们的权力受约束，总是持反对态度。

　　“比如，禁止刑讯逼供、非法证据排除、沉默权，一旦提及，没有一个赞同，根本就谈不拢。”陈光中说，“甚至，安建最后都反问他们，你们认为哪些东西应该改，怎么改？”

　　由于各方意见“谈不拢”，再加上“上面没有有力的倾向性的支持”，这件事情就被暂时搁置了。

　　“我印象中，就是2006年开了一些讨论会。后来，拖一拖，很快就2007年了，十七大就要召开了。由于各方认识很不一致，条件很不成熟，法工委也觉得很为难，很难有什么进展，后来就主动向领导汇报，说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建议搁置。”陈光中回忆说。